开封政事堂。

    曾布等政事堂群相请向太后权且一起处分军国重事。向太后拒绝道：“兄终弟及，官家已经成年，何必还要我这个老婆子垂帘听政。”

    官家赵佶这时候做出了表率，恳切的说：“太后，我一直在外做王爷，从不理会这些军国大事，仓促之间如何熟悉，要是闹出事故于大宋无益，先皇刚刚大行，还请太后训政以安朝堂。”

    赵佶拱手把权力让出去，不能不说他的聪明和理智。他这个官家是向太后一手捧上来的，朝政他也确实不熟悉，他才刚满二十，不缺时间。他的这个态度已经为他赢来满堂喝彩。

    政事堂群相再次督请向太后训政，大宋又一次来到由太后主政的时代。政事堂这群新党的相公们，他们得为自己的这个选择付出代价。训政这个词看似比垂帘听政更为激进，实则并不如听政那样，“训”是为培训，这更像一种共治，决议也是由赵佶先选择，最后由他交给向太后再商议确定。

    朝廷中枢以吏部尚书召大名府韩忠彦回朝，以礼部尚书召真定府李清臣回朝，进右正言黄履为资政殿大学士简侍读。

    李清臣不再多述，作为新党中坚，他实在是类似旧党范纯仁的官员，谨守士子底线道德。黄履是相对激进一些的新党，在政治上影响不大，算是新党后期之秀。

    韩忠彦则是不折不扣的旧党中坚，当年旧党当朝，他就知枢密院，这次也重新回朝。

    似乎每个当政的宋朝主子最初登基都是如此，尝试弥补新旧两党之间那道深不见底的伤疤，这也是一种表态，新旧两党不要如此对立。就政治而言，到了赵佶这个时代，这已是一种天真。这个时候的士子集团已经完全分裂，以前相互之间的温情荡然无存，只剩下各种各样的相互攻讦，在道德上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高太后去世，赵煦当政六年用章惇为相，章惇治政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