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理上格知，贴合世情。”

    “朱王兼修在薛方山，取‘万物皆备于我，万物皆具于心’，‘格物穷理，先知而后行’二句，融会贯通。”

    “整合朱、王，主‘务从实践’，身体力行，而后求诸本心。”

    “子曰，心即本体，子曰，格物致知。”

    “如此，钱绪山、李卓吾、薛方山，岂非殊途同归于朱子？”

    “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格与致、物与知，并非某一事物或学说，而是一种极致意义上的整体存在，称之为理。”

    “这是朱子理一分殊的精髓所在。”

    “与二程不同，朱子着重发现在理的形式之下物我一体之状态，也即是使人在理之下，达到物我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

    “架构其本体与外在之区分，以此实现对本我的认识，对自我的超脱。”

    “这便是我方才说的阳明矫枉过正！”

    “如今看来，若欲推陈出新，当归于格物致知一道！”

    复古作为大儒必备的技能，其源流，往往又是因为世情如此——过得不好的时候，总会将以前某某时候作为论据，其根本，还是想将其作为改制的依据。

    礼乐崩坏，就讲三皇之制。

    诗坛不兴，则念巍巍盛唐。

    经学陷入迟滞，同样免不得在故纸堆里翻找一二。

    心学如今放荡不羁，以我为尊，理学的好处，自然使人憧憬。

    钱德洪晚年转向，与王龙溪决裂，口称“吾党于学，未免落空，细处堪磨，始知自惧”。

    薛应旂更干脆在师事欧阳德，受王守仁之学后，更换门庭，师从吕柟转修理学。

    李贽如今的普世论，单以实践二字，同样出于“格物致知”的源流。

    所以，在袁洪愈的论述中。

    哪怕推陈出新，也应该将心学的理论成果，用以填补理学，而非在王阳明的学说中，继续往下推演。

    同样，这番话中，既有朱子的陈，同时也有袁洪愈的新。

    在二程的理念中——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

    这里的物和知本身是两个异质的存在。

    袁洪愈便是通过对朱熹格物致知的描述，与二程的区别，完成了对格物致知的新解，在理的形式下进行重建和统一。

    当然。

    并没有这么容易过关，否则也不会需要辩经了。

    话音刚落，李贽便直接开口反驳：“袁公这话不对。”

    “方才长惟居士一句话说得精髓——朱子的理一贯通，并未说明事项的关联，而是隐指一异质的跳跃，为世间的万事万物找到一超越的形上学的根据。”

    “朱子的本体，只是收缩提炼，将之割截地视为‘只是理’，即‘只存有而无生命’的理。”

    “其道德意义即减杀，而心气依理而行所成之道德即为他者之下道德，其依‘存有论解析’之方式说性，非先秦儒门言性之本义，此亦是其道德意义减杀之故。”

    “而我的本体，世界观，却是呼吸同出，互相联系。”

    “二者截然不同。”

    他顿了顿：“朱子的理，只为存在，不如我的普世论。”

    皇帝方才的论点，再度被李贽提到，不少人都隐晦看了皇帝一眼。

    朱翊钧感受到目光落到自己身上，注意力却并未从袁洪愈身上分出去。

    诚如李贽所言。

    即便袁洪愈进行了格物致知的重构，也逃不出朱熹学说根本的问题所在。

    朱熹的本体论，是客观的静态的理，并不具有本体应有的创生意义。

    人只能通过认识外在的‘理’而行动，只能在外在他者道德的之下而生存，人自身无法在实体本体的基础上进行道德实践。

    所以，朱子的理，只能合乎于世，而不能实现人所存在应有的、独一无二的、区别他人的超脱——人的自由、自由王国等等，都是舶来的概念，如今土生土长形而上概念，叫做超脱。

    简单而言，朱熹的理论，教人怎么做外界需要的人，却不能让人自我超脱，消抹了人的自发性。

    而李贽的普世论，却是发源于王学。

    其当先便承认了自我的超然，然后才推己及人，继而抽象出了普世的概念。

    这是路径的不同，视野的不同。

    朱子的理，是天然规范，李贽的理，是后天实践。

    袁洪愈并未逃避这个问题，慨然做出回应。

    “朱子之理，同样是生生不息之理。”

    “朱子在《仁说》中，以天地生物之心来定义人，并认为人与万物各得天心之心为心，也就是说，人的本体，来源于天地之心。”

    “朱子的本体，自然是真实不虚的，却不是因外在而存、因对象而存、与天地对立的本体，而是浑然一体的存在，生生不息的存在，随着天地而变动的存在，其过程的全体，是人对于自身存在，而内蕴的真实。”

    话音刚落。

    薛应旂击节称赞：“袁公再度百尺竿头了。”

    理学式微，连他薛应旂都不得已兼蓄心学，另开一派。

    没想到袁洪愈替朱子缝缝补补，竟然再有开创，实在难得。

    这便是徒子徒孙的意义所在。

    朱翊钧见台下的小贡生有所不解，便好意替袁洪愈总结道：“所以袁公以为，朱子的认识实践以及道德实践，是主动的？”

    袁洪愈闻言，咂摸了一下皇帝的用词，了然之后，才点了点头：“天理并非虚脱而悬设，乃是有赖于人之‘格物致知’去充实，或者说去‘赞天地之化育’，天理之生机在人，人之生机在心，天地之心不能直接作用与天地万物，必须依托于人心。”

    “可见，人之心并非是被动的涵摄道理，而是如长惟居士所说——在朱子理学中，同样存在自主进行认识与道德实践之依据。”

    “若以实践理性与纯粹理性而论。”

    “岂不是朱子的学说，最为全面而涵盖？”

    ……

    台下众人，听着台上几人你来我往，不由痴痴入神。

    “袁公这是与李公合流了？”李三才惊讶地看着袁洪愈。

    孙继皋摇了摇头，凝重道：“不是合流，是袁公以理学的主干，吸摄了王子的根基，薛公的性论，李公的实践，将朱子理学推陈出新。”

    “就像阳明对朱子、象山翁所做的事情一般。”

    两人在台下，一度默契地没提及皇帝的事情，就事论事讨论着。

    象山翁是指陆九渊。

    王阳明当初有所开创，便是在陆九渊与朱熹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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