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是从亚历山大开始的。源头估计是意大利商人，可能来自西西里，也可能是从草原运送奴隶的船只。很快，疾病就在整个埃及扩散开。
据说，开罗每天都要死亡几百到一千人。疫情最为严重的一个月时间里，每天死亡两万一千人之多。不过白图泰的说法，也不一定准确。因为那时候，由于死亡人数太多，底万政府已经无法进行准确记录了。
之后，瘟疫扩散到上埃及，并且进入了努比亚；向东，则进入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区。加沙每天死亡多达一千人，市场被迫关闭，城外的情况也很糟糕，许多农夫病死在田野里。当地埃米尔说，虽然是收获的季节，但他已经无力组织人手收割粮食，因为农民都已经死了。
许多居民点被瘟疫摧毁，在约旦河边的杰宁，只剩下一位老妇人幸存。贝都因人的部落也遭到了黑死病袭击，一些地方，帐篷里的人，甚至他们的牛、羊、狗，都全部病死了。
白图泰试图躲避瘟疫，却发现大马士革也已经爆发了。城里人没有办法应对，就举行斋戒。等他到达的时候，疫情已经有所缓解，每天只有两千四百人死亡。瘟疫还向北，传到了曼比季，并且进入小亚。整个马穆鲁克势力范围，都遭到了严重打击。
这些消息被紫帐汗国获知，已经是之后几年的事情了。
那会儿，他们也已经从各种渠道，得知整个欧洲都爆发了严重的瘟疫。东欧地区的情况相对好一些，但意大利和西部，据说情况极为严重。再加上埃及和叙利亚的消息，很显然，整个地中海世界，都遭到了这种致命瘟疫的袭击。
紫帐汗国那会儿还不大，领土也都是些穷乡僻壤，早就被各路军阀打烂了的地方。交通还没怎么恢复，整天就是和当地土贵族打来打去，商人都不怎么敢来。因此，倒是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但这些消息，还是造成了很大震撼。
郭盖等人认为，如今蛮夷横行，礼义荒废，统治者不修德行，因此天地间失去了调和，五德失去了次序。因此，邪气四处肆虐，造成了这种大规模的瘟疫。
后来，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大家不断见识蛮族国家内部，因饥荒、瘟疫和暴政导致的惨状。所以，这个观念不但没有随着时间流逝逐渐淡化，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完善，甚至进入了紫帐汗国的正统性叙事中，和教化蛮夷、吊民伐罪一道，成了常用的宣传口号。
等到郭康这个时代，吴王率领一些明朝人来到大都，在避难的时候，也带来了那边的一些故事，和中原地区流行的新思想。国中的罗马人，特别喜欢他带来的明太祖檄文。其中有“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语句，更是广为流传。
可能是因为朱元璋的事迹太有激励性，这话经常被人改几个词就拿去用，说是要学习“世界光复者”朱洪武的事迹，驱除蛮族，光复罗马。把这些思路，都融合了起来。
而且，和后世的一些印象不同，黑死病也不是只有这一次，更不是肆虐了几年之后就突然消失了。欧洲地区，和埃及一样，也是频繁爆发的。
欧洲的官僚体系远不如天方教世界完善，记录也经常不完整，但就算如此，也可以断定，这个时期里，欧洲也至少有17次严重的爆发。平均十一年，黑死病就要大规模卷土重来一回。至于小规模的，同样已经无法记录了。
所以，郭康等人，对于瘟疫这个现象，以及后续的影响，其实是很熟悉的。只不过，由于资料短缺，不知道这些瘟疫，到底造成了多大的损害。
而埃及的各种资料，尤其是底万政府的人口统计和税收记录，就能直接补足这部分的认知。
按照资料，埃及的经济遭到的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1389年的时候，黑死病在上埃及爆发，卢克索地区个费丹的土地，只有一千个在正常耕作。十年后，瘟疫再次爆发，埃及2200个村庄，有40个完全废弃，462个税收减少。农民不是病死，就是惊慌逃走，导致当地根本无法正常征收粮食。
在城市里，小麦的正常价格是60到90迪尔汗，瘟疫爆发后上涨到了360。又过了十年，也就是郭康他们发起远征之前几年，同样的疾病又爆发了。这次，不止粮价上涨，商人还勾结起来，发国难财。而开罗的行政管理人员，不但不进行打击，还故意袒护粮商，限制其他人运输粮食进城，导致口粮涨到了上千迪尔汗之多。谢赫得知消息之后，罢免了开罗的总督，还紧急给市民发大饼，把粮价压到了600左右，但不管商人集团，还是黑死病，都不是他能抗衡的，因此也无法挽救整个局势。
人口和经济的损失，对马穆鲁克政权来说，还是比较间接的。最直接的打击，是马穆鲁克和教法学者等精英人群的死亡。
相对于欧洲，天方教世界的精英阶层，在面对瘟疫时，要普遍更加尽责。苏丹和埃米尔们一般会坚守本地，为了躲避瘟疫而放弃管理职责出逃的人，往往被视为懦夫，受到人们的鄙视，甚至有人被迫又返回岗位。马穆鲁克也往往会被派往一线，维持治安，组织民众恢复秩序。
宗教学者和管理基层的教士们，在瘟疫期间也很尽责。按照文书记录，这几次大规模鼠疫中，乌莱玛阶层始终在坚持履行职责，组织人们祈祷，为死者义务举行葬礼，安抚恐慌的民众。
所以，瘟疫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