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骨瘦如柴、饔飧不继，在距离最高法大门几百米的位置沿街乞讨。

    我们将其带至宾馆，进行询问，得知离村后，他先后去过成都、西安、郑州、石家庄等地，在成都为了养活自己，面试过餐厅勤杂工、工地安全员、超市收银员、公共汽车检票员等工作，后因性格孤僻、不爱与人说话，被同事排挤离职。或者因罪犯的身份被人发现，不得已离职，他将攒来的钱全部用于购买车票和印制上访材料，温饱不济。

    他购买的车票均为短程票，到达新地方后，再想办法赚钱，基于成都遇到的情况，从西安开始，他没有再去找工作，而是用仅有的一块三毛钱，买了一个碗，开始沿街乞讨，一路讨饭讨到了北京。

    据他交代，他先后四次在省高院、省检察院的门前跪着喊冤，要么被保安驱赶、要么被警察驱赶，直到第四次，保安问他要联系方式，他说自己没电话，保安说，没电话可不行，将来万一案子受理了，怎么联系你，于是他拿着捉襟见肘的钱买了一部小灵通和一张电话卡，登记了临时住址及电话信息。

    登记信息后，他便在省城等待结果，结果等来的是一大堆警察，那天恰巧他出去了，回来时看到了几辆警车在门口，于是他转身就去了火车站购买了到西安的车票，之后便是一路乞讨、一路北上，到达北京。

    北京期间，他每天蹲守在最高院门口，观察哪个领导出来陪同的人多，就冲过去喊冤，直到我们找到他，当时他反问我们怎么找到他的。我们告诉他，“你都亲口承认杀人的事实，案卷上都记载的清清楚楚，上访是没有意义的”他说：“他们这样整我，连打带骂，不让睡觉，谁能受得了呀？我顶不住了，只好承认杀了人。”

    1995年6月21日，我们将宋去接回了村中，为他修了简易的可供一人使用的木板房，并办理了低保，但他仍不安分呆在村上，时不时出去流浪，隔三岔五传回他又去上访的消息。

    以下是宋去案件基本情况：

    1978年2月1日清晨，夏荷镇锦江河边发现一具女尸，该镇位于春风镇下游，女尸被肢解成6块，随后来回县成立“2.1特大杀人碎尸案”专案组。上级公安机关要求限期破案，在对失踪人员的排查中，警方发现曾在县城“福源旅社”做过服务员的杨一诺离奇失踪，随后被警方认定为被害人。

    警方根据肢解尸体的手法比较专业这一特征，将疑凶的调查范围集中在医生和屠夫两类人身上。经过对杨一诺社会关系调查发现，宋去为其男友，18岁后跟随父亲杀猪，多次对杨一诺进行过殴打。

    旅馆老板反应，杨一诺出事前，宋去发现了杨一诺与另一男人在旅馆开房，并被捉奸在床，宋去当即与男人打了一架，杨一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