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施莱格尔等政商文化领域的巨擘，皆不约而同地随着由多瑙河船夫引入首都的，奥地利的山地求爱音乐翩翩起舞。

    当时的维也纳人，为这种音乐催生的舞蹈起了个名字，叫做华尔兹。

    这场史上最成功的华尔兹舞会，标志着犹太人正式走上了欧洲的主流舞台。1848年，维也纳进行了犹太解放改革，约200个富裕的犹太家庭获得了自由置业和迁徙的权限。加利西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犹太人开始向帝国首都进发，以追寻更无拘无束的生活。

    拆掉城墙，拿起工业化大锤的哈布斯堡王朝，开始频频向这些犹太巨贾示好，请他们为铁路和工厂建设提供资金，作为回报，王朝会赠予他们象征荣耀和地位的贵族头衔。罗斯柴尔德家族、古特曼家族和谢伊家族，积极融入这个国家，成为维也纳的“第二阶层”，即传统天主教贵族之外的新晋贵族和实业家。

    1860年至1900年，维也纳的犹太人口从6000人暴增至147000人，其中包括弗洛伊德和马勒这样的伟大人物。他们挤满了首都的歌剧院、戏剧院和高等学校。犹太人口只占维也纳总人口的10%，但在高等学校里这一数据却是30%。犹太人积极学习新近开设的科学与医学专业，也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艺术家、政治家与其他知识分子。

    正如记者斯特凡-茨维格所说的那样，到了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交点时刻，“无论谁希望在维也纳有所作为，都必须依赖犹太资产阶级”。

    犹太精英，成为了中欧的“知识水泥”、“财富水泥”和“社会水泥”。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能在维也纳有所作为。大多数涌入帝国首都的犹太家庭，都住在远离环城大道的贫民窟内。这些人，基本上都是Ostjuden，即东方犹太人，逃离了波兰和俄罗斯落后角落的贫困与大屠杀，绝望而虔诚地来到这里，挤进了古老的犹太人聚居区利奥波德施塔特，和其他新建的多瑙河沿岸的破旧窝里。

    这就是世纪之交的维也纳：一座富裕的国际大都市，一片贵族与富商的游乐场，一块吸引赤贫难民的磁石。

    但普通的奥匈帝国民众看不到这些，他们只能看到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开始把持这个国家的经济大权。街头买到的面包，火车站里买到的车票，全都变成了滋养异教徒的祭品。于是，反犹太主义与犹太家庭的地位日益提高齐头并进。

    年轻的阿黛尔，在空气中嗅到了紧张的硝烟味。

    乔治-冯-舍纳勒，一位居住在帝国边境的反犹政治家，1888年曾因为殴打犹太人而入狱。他的妹妹，思想开明的女演员亚历山德琳-冯-舍纳勒，却公开与犹太剧院赞助人交往，他们的父亲，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亲密朋友和商业伙伴。

    这就是少女时期的阿黛尔亲眼目睹的现实，与他们亲善的白人好友，背后往往有一个对犹太人敌意深重的家庭。

    这股反犹浪潮，随着乔治-冯-舍纳勒的弟子，律师兼政治家卡尔-卢格的平步青云而愈演愈烈。卢格创立了基督教社会党并提倡民粹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他有时候甚至被人称作是希特勒的纳粹主义的先驱。光是这一评价，就能让人对他的政治倾向和想要推行的公共政策有一个大致的判断。

    1897年，卡尔-卢格在维也纳的市长选举中成功胜选，并不顾皇帝本人的强烈反对，赴市府就任。“英俊的卡尔”为首都引进了电气路灯、公共市场和市政煤气厂，同时，也把维也纳变成了反犹太主义阵营的圣地。

    在越来越浓重的敌意中长大，十六岁的阿黛尔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保护自己的诀窍。当跟她同龄的犹太少女们在宫廷宴会上展示新习得的舞蹈动作，大出风头的时候，阿黛尔只会心满意足地蜷缩在沙发上，安静阅读歌德，或者小声与宫殿里的知识分子讨论最近兴起的艺术运动。

    一个是出身贫困，一步一个脚印，带领家族蹚出泥淖，意气风发到仿佛世界为其所有的天主教艺术家。

    一个是含着金汤匙出生，只需要学会如何在平安喜乐中安静地度过一生，总是会有些过度担忧未来的犹太教少女。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和阿黛尔-布洛赫-鲍尔，看上去就像是两个世界的人。

    两条哪怕相交，也很快会分道扬镳的直线。

    可命运就是这样令人啼笑皆非。

    与上一世的韩易和徐忆如一样。

    他们相爱了。

    以一种扭曲的方式。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