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了哪个倒霉总兵，朝中诸公心底里恐怕也谈不上多么心疼。然而万一要是后者那可就不行了，那是要包括文臣的！

    怎么能杀文臣呢！这是暴政啊！

    虽然圣旨里这话有点含糊，但京中百官显然绝不含糊，纷纷上疏要求皇帝释疑，必须把这事说清楚——说清楚当然不是根本，根本问题是必须保证没有人可以擅杀文臣！

    事情到了这一步，甚至连实学派的官员们都无法善了，部分人也跟着上疏表示擅杀文臣是不对的，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仔细看看就会发现，除了高务实这一系的嫡流大部分立场尴尬只能保持沉默之外，几乎处于满朝反对的局面。高务实本人也连着上了两道奏疏，第一道奏疏表示自己绝不会胡乱加罪于文官；第二道奏疏则向皇帝表明自己的态度，说自己也不同意经略获得处置文臣的权力，并且强调此乃天子之权，即便是天子下赐了天子(尚方)剑，为臣者也不敢擅专云云。

    本来这事按说只是一个字的问题，宫里随便回应一句也就是了。然而不知为何，一连等了三天皇帝都没有传出任何消息来，所有的奏疏如同泥牛入海，一点回应都没等到。

    就当外廷的发酵已经有些过度，内阁绝大多数阁老都觉得必须再以请辞来提醒皇帝了，宫里却突然往内阁递了条手谕。这道手谕谈不上命令，而是提出了一个问题，皇帝在手谕中问了阁老们四个问题：“经略何职？所负何责？当予何权？其司何毕？”

    经略是个什么职务？经略要对什么事情负责？该给予经略何等权力？经略的任务做到什么程度算是完成？

    这看似是四个明确的问题，但阁老们都是人精，知道从表面推及内在，实际上皇帝这四个问题都是指向一件事：如何定义“经略”。

    说起来，这可能是大明一贯以来的某种痼疾。有明一代，始终缺乏军事高级长官的经制官职设置，朝廷文官被派遣到地方上，大都是以兵部、都察院等挂衔的特殊身份，驾凌于三司之上。

    巡抚、总督两职的来历和差别此前已有所述，两者都不是“经制之官”，本质上都是“事职”，权力来源并非朝廷架构，而是皇帝的临时委任。而“经略”也同样如此，甚至与总督、巡抚已然常设化相比，它既不常设，职司也从来没有准确定义。

    换句话说，经略这个职务，它的功能、权力、运作等等，完全取决于皇帝如何安排。

    这里又要鞭打一下《明史》了，因为《明史》中说：“天启元年，置辽东经略。经略之名，起于万历二十年宋应昌暨后杨镐。至天启元年，又以内阁孙承宗督师经略山海关，称枢辅。崇祯四年并入总督。十一年又增设总督于保定。”

    所以说《明史》经常不靠谱，这里就显然错了。从《明实录》中的记载来看，最早的经略并不是出现于天启年间。当然，这里可以将“经略”理解为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