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建立以后，军权集中在大都督府的少数将领手中，这显然与朱元璋加强皇权的想法背道而驰，所以对大都督府进行分权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

    于是，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分大都督府为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五都督府，每府设左、右都督各一名，正一品。这样，五军都督府就继承了大都督府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掌管着除亲军十二卫之外的所有卫所，但是却失去了调兵的权力。

    即便如此，从洪武十三年至正统十四年，五军都督府的权力仍然很大，卫所将领的选拔和更替、卫所士卒的操练、管理军户屯田和军事情报的获取都五军都督府掌管。此外，事关国家安危的重大军事行动都需要皇帝和五军都督府的都督们商议后才能决定。

    五军都督府权力很大对于文官集团而言意味着什么？当然是意味着文官控制的兵部地位的低下了。彼时，不仅重大军事行动的商议兵部不得参与，就连五军都督府的事务兵部都不得干预。这样一来，兵部实际上就只是相当于是皇帝向五军都督府发布调兵命令的信息传达机构。

    “祖制五军都督府，外人不得与闻，惟掌印都督司其籍。前兵部尚书邝野向恭顺侯吴某索名册稽考，吴按例上闻，邝惶恐疏谢。”

    但是，随着宣宗于宣德十年正月突然驾崩，三杨内阁乘英宗年幼之机，将兵部尚书王骥扶上了麓川之役明军主帅的位置，兵部由此第一次触碰到了真正的军事指挥权。

    在王骥的率领下，明军接连三次确定麓川之役的胜利，一向以儒雅示人的兵部文官充分展露出了自己驾驭战争的能力。然而，有大量战功卓著、爵位在身的武将坐镇五军都督府，兵部地位的崛起依然阻力重重。

    这种情况下，土木堡之变的发生为兵部地位的崛起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

    土木堡之变中，英宗被俘，参战的二十万明军损失过半，武将勋贵集团的中坚力量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赢、驸马都督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等人，以及经过他们悉心调教的新生力量尽数阵亡。

    而另一边，在接下来的京师保卫战中，兵部尚书于谦却以几近一己之力而挽狂澜于既倒，这就给世人心中留下了一种关键时刻还得靠文官的印象。所以景泰帝登基后，以于谦提督京营，兵部地位开始飞速崛起，而五军都督府的权力开始逐步削弱。

    景泰年间，每遇重大军事行动，朱祁钰都会跟于谦商议，并且卫所将领的选拔和更替、卫所士卒的操练都被收归兵部，五军都督府的权力就只剩下了管理军户户籍和屯田等，兵部地位已然崛起。

    英宗复辟后，虽然通过废除于谦所设团营、召回天下镇守文官等办法打压兵部，但是随着石亨以图谋不轨被诛，大明终于彻底由文武并重转向为重文抑武。

    到了成化、弘治年间，连管理军户户籍的权力也被收归兵部，五军都督府彻底沦为一个有名无实的部门，都督府里的各种左、右都督几乎都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赠官、挂名。

    “凡在京在外武职袭替优给，都司卫所呈送该府，过送兵部奏请定夺。后行奏俱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