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看完这些真实的记录，朱翊钧觉得不可思议。

    王阳明最欣赏的、认为未来二十年必有大出息的严嵩，结果成为嘉靖朝最大的奸臣。

    阳明心学再传弟子徐阶，成为嘉靖朝最精明的官僚，滑不留手，入阁二十年，与国无多益，却把徐家经营成三吴最大的地主。

    反而在王阳明之后，对大明贡献最大，影响最深的张居正，对阳明心学是一点都不感兴趣。

    朱翊钧从东厂和锦衣卫的记录里知道，张居正不仅老师徐阶是王阳明再传弟子，交往和招揽的党羽，也多是心学弟子。

    但张居正认为心学走上了歪路。

    张居正认为广泛传播的王阳明心学，对学界的风气产生了巨大影响。

    大部分学子们不再脚踏实地，而是热衷于高谈阔论，指点江山，书院逐渐沦为读书人“清谈”之所。

    这些人进入仕途后，把那套务虚的风气带到了官场。

    朝堂之上大家开始以道德标准，代替职业能力作为评判人物的尺度；官员的奏章字数越来越多，提的意见越来越天马行空，不切实际，根本无法落实。

    当然了，他们只是写写过嘴瘾，根本不会想着去落实。

    张居正对这一现象深恶痛疾。

    在出任内阁总理，上的类似于施政纲要的《陈国事疏》中，他重点提到了“核名实”和“省议论”，就是要杜绝务虚之风。

    看完严嵩、徐阶和张居正相关记载，有时候你会觉得历史和事实是如此的荒诞。

    但朱翊钧觉得很正常，人都是矛盾的。

    从张居正给自己做老师开始，朱翊钧就用心去琢磨他的三观和思想理念。

    朱翊钧逐渐发现，张居正不仅觉得主流心学走向务虚的歪路，更觉得部分心学走向狂悖的邪路，比如李贽主持的“新学”。

    张居正觉得“新学”在济世济民上确实有长处。

    但是重利轻义，乱法紊纲。

    长此以往，大明会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民不聊生，此前的新政改革，最后变成一场空。

    朱翊钧一直在努力引导着张居正，让他多多接触新事物，开拓视野，跳出思想桎梏！

    数年下来，确实有些效果。

    朱翊钧发现张居正对完整的财税系统有了清晰的认识，从清丈田地、一条鞭法已经进化到接受摊丁入亩、类似于官绅一体纳粮的全民赋税。

    但是完全改变谈何容易？

    张居正在经济建设方面一直徘徊不前，认为兴办工厂、海商互市只是增加国库收入的一种手段而已，是权宜之术而非大道。

    他认为吏治败坏，就是因为大家摒弃了程朱理学，使得人心不古。

    只要大家遵循程朱理学的道德标准，就能重振朝纲、官清吏廉，定能抑制豪右、百废俱举，治平有象、乱萌不生。

    他行法家之事，却排斥法治。

    而且他非常地固执。

    任何一位勇于改革的人，哪一位不是极其固执的人？商鞅就是偏执狂，王安石被称为拗相公，张居正也固执坚毅。他们坚持自己的理念，把它坚固成花岗石，才能排除万难，勇往直前。

    室内一直寂静着。

    张居正心里发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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